秦晖:从杰斐逊思想谈起
04月 27, 2008 – 11:57 pm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人国家”等主张的经典表述。至今为止,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说法是:此话出自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但是现存的各种杰弗逊文集与书信中都找不到这句话的原文。因此现在有学者论证这句话很可能不是杰弗逊的原话。我认为,它即使不是杰弗逊的原话,也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理解得更彻底一点: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我们知道在美国建国初的制宪大讨论中,杰弗逊和联邦党人的最大的冲突就是要不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与主张建立强大联邦政府的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不同,杰弗逊反对一个强力的政府,他对政府有高度的不信任,认为政府力量过强会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会造成很多问题。对此他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

  1999年,有人对上面的结论提出怀疑。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杰弗逊遗产协会的主席,叫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写了好几篇文章来力辩杰弗逊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在他看来,杰弗逊如果不是大政府主义者,至少也是中等的政府主义者;是非常强调政府责任的,是非常强调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福利的。他的论证引用了乔治·梅森的一句名言:最好的政府是提供最大公共福利的代表。所以无论这句话是不是杰弗逊自己说的,通常被认为是代表了杰弗逊观点的。我想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在制宪大讨论中杰弗逊一派的直接代表就是梅森,而杰弗逊本人则在欧洲作大使,没有直接参加国会辩论。科茨还考证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最早是19世纪前期著名的政论家、杰弗逊的崇拜者、《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的撰稿人约翰. 欧苏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37年讲的, 也正是这个欧苏利文最先把这句话归之于杰弗逊。针对科茨的说法,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思想界提出了反驳。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库——加图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 A. 多恩(James A. Dorn)写了《政府地位的上升与道德的堕落》一文,在引证了杰弗逊有关“好政府的哲学”之后他指出,杰弗逊民主的思想在19世纪正是被欧苏利文、梭罗等人所吸收和弘扬。“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虽然由欧苏利文首言,但的确反映杰弗逊的思想:政府正当的管理职能应当被严格局限于保护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其他公益领域应当让民间本着“志愿者原则”与“自由原则”实行自治。可见他认为杰弗逊是最小政府论者。多尔也同意这种看法。多尔认为“最好的政府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最早是奥苏里文讲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这句话即使不是杰弗逊自己说的,也的确能代表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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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04月 27, 2008 – 10:45 pm

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2008“两会”后的中国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乃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相互博弈,也在与中南海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执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灾,也是历年积弊的一次总爆发。《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未有丝毫检讨,呼唤多年的“阳光法案”继续搁置,说明利益的坚冰难于打破。
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须争取人民的支持,与民间的互动尤为必要。政改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既要改革也要开放,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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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就是涨价
04月 27, 2008 – 8:50 pm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理由为什么东西会涨价。 但是,对一个每天去菜场买菜的主妇而言,这些理由完全不重要。她不需要区分什么叫全面涨价什么叫局部涨价,如果花同样多的钱买不到同样多的东西,她的实际生活质量就在下降。对老百姓而言,此通货膨胀非彼通货膨胀的辩解是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变换概念改变不了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事实。

诚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弄清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至关重要的。不弄清根源,就无从对症下药。如果真的像有关方面说的,此次通胀是价格的“结构性上涨”而非“全面上涨”,那就得赶快让老百姓见识一下“结构性上涨”和“全面上涨”的区别。从一年前猪肉价格暴涨开始,中国的价格已经“结构性上涨”一年并有继续上扬的趋势,如果“结构性”的涨上两到三年,那所有的这些概念游戏都会成为笑话。

没错,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通货膨胀的煎熬中,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走高并处于继续走高的阴影中,俄国,越南,阿根廷还有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经是两位数,更不要说已经发行千万元面额钞票的津巴布韦。这也许说明通胀是个全球性问题而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导致通胀的因素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中国自身的。但这恰恰告诉我们,此次通胀不那么简单,这根本就是“全面上涨”,“内忧外患”,需要严肃对待,不是一句“结构性上涨”就高枕无忧了的。更何况,各国通胀率的不同也显示出了,即便在全球性的粮价和油价上涨的浪潮中,不同的应对还是能够得到非常不一样的效果的。欧洲中央银行在次贷危机面前仍然紧守通胀底线,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并未急剧降息,从而保持了欧元区目前相对更低的通胀率。而俄罗斯央行在大量石油美元涌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卢布汇率到的相对稳定,其结果是通胀重返两位数并有继续冲高的迹象。中国不像欧美有经济衰退的担忧,因此可以更果决的加息,至少也应该让真实利率变正。还有就是人民币升值,相对正在自由下落的美元升值已经没有意义,是要相对其它主要世界货币升值。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升值,俄罗斯就将是前车之鉴。

中国没有发达国家相对好的社会保险体系,欧美对低收入人群都有大量的补贴,特别是食品消费,因此中国必须在抑制通胀的问题上做得更好。近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高通胀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经历过三次高通胀:第一次是1985年,通胀首次达到了两位数,随后在1986年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学潮。第二次是在1988年,通胀率超过20%,全国发生抢购风潮,第二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政治风波。第三次的高通胀发生在1993-1994年间,那一次通胀让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房地产泡沫。此时此刻,我们的通胀正在重新冲向两位数,在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不是前三次通胀可以相比的当前中国,“结构性”上涨很难说不会带来“全面性”的问题。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对待通胀,温和就意味着纵容,而价格每涨一分,老百姓的福利就损失一分。政府不应再在通胀的定义上绕圈圈,这完全不重要。正视问题,更果断的行事才是关键。–http://kaieconblog.spaces.live.com/

龙应台:大学,如果没有人文
04月 27, 2008 – 8:21 pm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一九一四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中国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十九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彷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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