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读陈子善教授《你一定要读董桥》的时候，就很有些不以为然。当时对董桥其人还是闻所未闻，又值文学批评捧风正盛，心想连陈先生这样的学者也不能免俗了。当然读过的结果使自己庆幸没有和一位文字如此了得的作家失之交臂。陈先生一向治学严谨，这回口气如此不容置疑，不由分说的力挺，足见董桥在他心里的份量多重，喜欢的程度多深。教授和作家如此心有戚戚焉，算得上一曲文人相知的高山流水了。董桥红透南北，这篇《你一定要读董桥》相信功不可没。
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多少年作为不入流的小说品种，其阅读群体一直远在学界之外。金庸是个异数。他不但征服无以数计的普通读者，学者中也不乏对他痴迷的铁杆读者。那简直是一个阵容壮观、人气蒸腾的粉丝团。很多治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金庸非常都感冒，严家炎，陈平原，孔庆东，陈晋等等都可列入这份长长的名单里。学者王一川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座次，曾因为把金大侠安排到第二把交椅而引起轩然大波。争执归争执，严家炎等一干铁杆金迷们仍一不做二不休，又把金庸武侠搬到作为煌煌上庠的北大中文系讲堂，金庸研究成了一时炙手可热的显学。
读书读到物我两忘，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藉以陶然自得，乐而忘忧，汪曾祺是一个。汪曾祺打成右派的时候下放到张家口农村劳动改造。在那个叫做沙岭子的地方，一向嗜书成癖的他居然邂逅几本心仪的古籍，《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真有些他乡遇故知的不胜欣喜。老爷子文字功夫好自不待言，可能还兼擅作画吧，当时指派他画马铃薯图谱。他白天纸上画画，天黑挑灯夜读。其乐陶陶，诚适意耳。用他的话说：“如此右派当的！”几本泛黄变脆的古籍居然能抵消那莫白的右派之怨，在和前人的悠然神会里，是非荣辱都付笑谈中。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彻骨热爱。洪迈，沈括地下有知，不知欣慰几何。
以冷静观照和学理解析为职业特点的批评家，喜欢起一部作品来也能一发不收，不由分说。刘安海是位颇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学者，他十几年如一日的痴迷《金蔷薇》。这部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多少年来他乐此不疲的给学生们推荐讲授。平日里就是读到有关这部书的评介文字，都能“强烈地引爆埋在心底的痴迷《金蔷薇》情结”。多少遍重读的感觉仍是那么新鲜、激动、驰魂夺魄。这位写惯理论文字的学者充满激情地说：“重读仍感觉和春天雨后放晴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一样，那鲜，那嫩绿，真是欲生欲滴啊！”
对一个作家极端发烧的例子，是上海学者严锋。一部叫做《夏洛的网》的书，能使他改变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喜欢到这份上，真可谓无以复加了。照抄严教授的一段话吧：“这实在是一部宝书，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应该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读过《夏洛的网》的人，另一种是将要读《夏洛的网》的人。”“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摸摸心口还在跳，就会很高兴，因为活着就意味着还能再把《夏洛的网》读一遍，而读《夏洛的网》就意味着还活着。”如此看重一部书，甚至与自己的生命等量齐观，作为作者复夫何求？
知音其难哉！千古其一乎！南朝的刘勰这样慨叹道。看看上边这些喜欢起来义无返顾的诸位，刘勰这话似乎是说过头了。我们这里还可以继续把这份知音者的名单开列下去，像陈丹青之于木心，谢有顺之于陈冠学，马悦然之于曹乃谦……这些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传为美谈。这种喜欢已不仅仅是阅读者对所钟爱的文字的心灵拥抱了，其实应该是出现在双方生命里的一场美丽邂逅。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这场邂逅给阅读者带来的影响，和给写作者的带来幸福，都将是一生一世的。
初知韩寒是因为他的《三重门》，当时吵得你不知道也不行。喜欢他是因为给《教师之友》写专栏时，无意中看见《三重门》里的一段话，是说给学生上补习课的老师的，大意是：妓女和老师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拿钱给人快乐，后者拿钱却给人痛苦。
这话把我这个为人师刚好十年的老教师逗得乐不可支：这孩子，小嘴儿好损！这孩子，思想不是一般的老辣！以致于后来给儿子介绍《三重门》就是拿这句话做广告，但是十二岁的小子如今还没有要看此书的表示。
再后来，无意中在电视里看见了韩寒，个子不高，似乎还戴个调皮的小帽，正跟一个家长语言交锋呢。那家长明显的太笨。说他笨都是客气，一句话，根本与韩寒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中间差着数不清的台阶。别看一方是家长，一方还是个小小少年。但是在中特国情下，国人的人文素养跟年纪没有关系，跟身份没有关系，跟职位更没有关系甚至相反。 总之，韩寒再一次把我逗乐了。当时唯一的感觉是：小子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中国之所以只有一个韩寒，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家长绝大部分都是电视上围攻韩寒的那般家长。
需要说明的是，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我没看过，其它也没看。这跟喜欢与否无关，只跟生活方式与精神诉求相关。我已经N年不读文学作品了，我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它们不会给我增加人文素养、思想力量，也不在我的消遣方式之列。
但是由于传媒的发达与普及，经常会碰到韩寒的消息。这些消息很让我欣喜，因为我发现，韩寒逐渐从一个应试教育下的反叛少年，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文人。别小看独立自由四个字。有些作家，写了一辈子作品，甚至戴上了大师光环，但是他不配这四个字，从而也不配所谓的大师光环。之所以拥有了大师光环，一是权力的强奸，因为中国文学一直摆脱不了给政治这个大汉做陪房丫头的待遇，文人被御用到极端的标志，便是给他个大师的封号，忽悠得他晕三倒四的；二是愚民的庞大存在。作为一个兴趣集中在中国近代史范畴的大学历史老师，我最大的职业感受是：中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的最大的一个标识，应该是公民群体的出现。当一个社会，拥有的仅是庞大的臣民而无有公民的话，那么，它羊头挂得再高，我们也要明白，它肉铺里除了狗肉没有别的。
问题是，诸多民众对狗肉没有足够的惊醒，晕三倒四的大师，再来忽悠大众，大众就不只晕三倒四了，就是七上八下了。一点点羊膻味，那怕就是一泡羊尿，也能激发得他们从一个亢奋走向下一个亢奋，直到全体亢奋。
针对这种后封建特征，本糊涂对中国当下教师的希冀是：不要光埋头做教书匠。要唤醒。没有唤醒，教师只配称教奴，学生只能沦为学奴。对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希冀是：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说白了，首先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韩寒，正是越来越走向了后一条路。这是他成长的标识，更是韩寒嘴里文采不好的某些御用大师一辈子也没有达到的高度。这种高度突然使我意识到，韩寒在我眼里，已不是一个不乏老辣的单纯的反叛少年了。他是一个独立的文人，并且逐渐成为文人中的脊梁与风骨，这种担当，当下文人中有几何？郭沫若骂鲁作人没有气节，可他自己的气节，就是不遗余力的作御用文奴。巴金随想了几句，就成了难得的真话，被奉到了文坛的最高处。酸白菜邦子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灾民要保持动人的气氛，让他临门一跃，成为当代文人中的无耻教主。没想到，无耻是如此的没有底线，山东一个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竟然打破阴阳两界，以鬼的形象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的御用呻吟。这种御用文人奉旨呻吟也就罢了，因为人家得了皇家的赏饭。我纳闷的是，自掏腰包饲养这帮文人的广大民众跟着如痴如醉又是为何？韩寒说某些大师没文采，似乎突然打断了他们的高潮似的，竟然一溜儿赶过来骂韩寒。除了颠覆大师的罪名，唯一能想出来的，似乎只有炒作一词了。唉，但愿韩寒的诸多回应，能让他们的智商情商提高些。不过感觉有些玄。韩寒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回应了他们一次，居然以为韩寒道歉了，怂了。这是最让人哭笑不得之处，韩寒的某些言论，当然是在启民智。但是鉴于某些受众民智太低，竟然让我产生了韩寒逗群傻玩的感觉。韩寒逗群傻自娱娱人，这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厚道的工作啊！
近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但是每一个高峰，都没有超越当年义和团的高度。我12岁的儿子今天在饭桌上都跟我谈，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我认为儿子的理论太过干瘜，就跟他打比方：有人是假民族主义，有人是真民族主义，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领导者，后者是被领导者。于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前者与后者一齐在路上狂奔，造成了一种声势。前者感觉火候差不多了，要求停下来，后者心理无停的意识，依照惯性只能往前冲，结果不是自己跌个狗啃地，就是把前者踩上几脚。公民意识比较到位比较健全的社会，玩民族主义，也许还能玩好。我们这样的臣民社会，注定玩不好，不是玩出悲剧，就是玩出闹剧。义和团就是最好的例子。老太后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就暗中默许了义和团。待义和团烧个差不多，且烧出的火候不足以给列强点颜的时候，她让自己的军队调转了枪口，直接对准了义和团。一句话，给人当炮灰，却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炮灰，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近年的民族主义高潮中，我看到了韩寒力战群粪的身影，更看到他题为“我掉到了粪坑里”里的那张照片。照片中，韩寒穿着短裤站在野地里，身旁一粪坑，他手中掂着那条沾粪的牛仔裤，一脸尴尬的笑。老实说，我不知道这张照片的真伪，但是这张照片正是韩寒如今的写照。网络的低门槛性与隐蔽性，让无数愚民暴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围骂韩寒。但是，韩寒在这围骂中，居然几乎没有丧失理性的文字，相反，他用他特有的俏皮与幽默来回应这愚暴的戾气。他力战群粪的所有言行，不失为一种很个性化的启蒙工作。就凭这一点，韩寒就功德无量。
说功德，韩寒可能不乐意接受。因为，他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殉道文人（说实话，那种文人很没劲，俺不喜欢）。相反，他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在宣道，同时，保持了最灿烂最奔放最自由的个性化生活。他是个赛车手。赛场上与文坛上的风姿两相呼应，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所谓的大师，并不仅仅是怒发冲冠的姿式。所谓的殉道，并不仅仅是抱着石头沉河的绝望。这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独自开放。
剩下的工作就是：围观者的睿智与理性！
作者：吕微 文章来源：《读书》
文学所的“老人”当中，流传着不少关于何其芳的故事，这些文学所的老人是如此的热衷于讲述何其芳，由不得所里的一干新人也竖起毕恭毕敬的耳朵；等到这班新人自己也成了老人，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述——就这样，何其芳的故事在文学所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说起来，本人与何其芳还真有点缘分：家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何其芳是家父的老上级，也是家父的老朋友，家父家母结婚时，何其芳是介绍人，还送了一本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幸福》作为新婚礼物。但是，等到我一九九五年正式调入文学所，距何其芳去世的一九七七年已将近二十年。
到了文学所先在《文学遗产》杂志再进民间室，无论做什么，总得从馆藏资料的调查开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藏书，从来没有亲手抚摸过这么多有价值的藏书，那一次的兴奋和激动是我这一生中都不会再有的。蹲在书库最隐蔽的角落里，听任书架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落到肩上、落在手中，我完全理解了曾经两进两出文学所的董乃斌先生。一次闲谈中，董乃斌先生自述：“我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看见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对面不远就是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大楼（其实只有三层），那真是热泪盈眶啊！”董乃斌先生是何其芳时代进文学所的老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至今，文学所的老人们见了面仍然叫他“小董”。董乃斌先生说过，只有等到他退休，才可以说，文学所的何其芳时代结束了。
在高高的书架上寻书，正值图书馆的同志把尘封多年的一箱箱宝卷等民间唱本登记上架。据说，这些宝卷、唱本都是五六十年代资料室的同志利用出差机会从全国各地以低廉的价格购置回来的。那时，很少人意识到这些宝卷、唱本的价值，就连民间人士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玩意儿值什么钱。据说，资料室的同志的确是根据何其芳的意思到全国各地收集宝卷的——当然也是遵循文学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的遗愿，郑振铎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宝卷价值的人。当年在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老先生们也都是这方面的内行，他们自己更是在这个传统中工作了多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何其芳特别提醒他们：外出时一定注意搜求民间宝藏。
何其芳本人嗜书如命，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忆昔》），“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偶成》），即使“大泽名山空入梦”，也要“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当年的何其芳家住东单，离王府井不远，那时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还没有改造，旧书店鳞次栉比，据说每到礼拜日，何其芳就去逛旧东安市场的书肆，天黑时才拉上满满一平板车的书回家。家父说，何其芳晚年“患了心脏病以后，还每每从书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书”。我不知道何其芳当年拉回、背回的那一车车书、一捆捆书当中有多少是给自己买的，有多少是给文学所采购的？而且这一车车、一捆捆的书里面有没有宝卷等民间唱本？但我猜想，何其芳不会每个星期天都有空闲去逛书店。
当然，何其芳必定是有过一次逛了旧书店以后真的拉回一平板车旧书的经历，但恰巧就被文学所的人撞见了，因此也就被文学所的人记住了，从此，就有了何其芳每逢周日必买一车书回家的传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何其芳未必每次都谆谆嘱咐采购人员出差时留意民间文献，资料室的同志自己就有这样的学术眼光，但资料室的老先生们仍然把文学所馆藏充栋的功劳归于何其芳，也乐得听任文学所的其他同志中间流传这样的传说，而自己则宁作无名之辈，因为他们敬重何其芳、爱戴何其芳，他们有心无意且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赞誉都奉献给了何其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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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爱之路漫又长,身为一个海外的妈咪,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华人家长,在育儿的方式上常常难以作决定.总是徘徊在中美之间.随着宝宝的成长,慢慢地喜欢上美式育儿,当然中国的传统育儿,我也一直在学习,不过在这个竟争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多接受一些西方的育儿方式,中西结合培养一个高素质的人才.
在美国许多白领妈咪，为了孩子他们义无反顾的辞去了很好工作的，在家里当起了 “housewife”全职妈咪,也有很多是全职爹地，他们当中不止带一个孩子的，基本上都有三个孩子. 看到他们这股精神让我深思,一直在犹豫是否该送孩子回国.近几年来在美国的华人当中，有一种文化一直流传着,那就是”越洋寄洋文化”许多华人妈咪把出生才 3-4个月的孩子抱回国给大陆的祖辈或者亲戚带.虽然妈妈可以去职场拚搏,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可是这些妈咪不明白她们失去的是永远也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
最终,我和先生选择把孩子留在身边,宝宝现在16个月多了,非常的独立,动手能力很强,这和美国实践性的育儿方案是分不开的.
首先，与孩子沟通的重要性
父母要学习和孩子经常沟通交流, 从宝宝一出生就开始通过用眼神交流, 给按摩宝宝，来传递母爱。美国的父母每天都会亲吻小宝宝,每天都会告诉孩子”我爱你，小甜心”等。宝宝渐渐地长大,父母要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唯一的通道就是沟通, 看到众多美国妈咪和孩子沟通谈话，经常蹲下来或者坐在地上和孩子讲话,眼神的注视,温柔的谈话,这样平等的态度更为孩子所接纳.当你的孩子做错事了,更需要沟通，应当少责备，更不要使用体罚。美国人育儿更注重家庭的沟通,注重实践高于理论，注重说理高于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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