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月 3, 2008 – 9:09 am

看动物学的书，我们知道，鼓掌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界中至少猴子和狗熊就会鼓掌。但与人不同的是，猴子和狗熊——落到人手里的例外——的鼓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赞成或欢迎，并不像人的鼓掌有时仅是一种表演，一个姿势，一次成功的动作伪装。因为人比猴子、狗熊聪明的地方在于，人知道鼓掌可以用来表示高兴、赞成或欢迎，但反过来鼓掌也可以掩盖不高兴、不赞成或不欢迎。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到苏联大清洗年月里常有的情形：区党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甚至连那些真心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的前任刚刚入狱，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会场里，也有内务部人民委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在场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些，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参加会议的有一位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物，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掌着！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区委的头头们也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都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表示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肝脏碎裂倒在地上，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不，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我也决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了平常办事的姿态，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热情顷刻间化为乌有，大家几乎在同一鼓点上停了下来。他们得救了！

然而，就在当天，造纸厂厂长深夜被捕。罪名当然很多，但绝没有一项是“不鼓掌”。当局以其他理由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在侦查笔录上签字时，侦查员告诉他：“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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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2, 2008 – 11:53 am

作为经理人经常要面对一些招聘面试的工作，短短几十分钟的面试就像是一场战斗，面试官和招聘人员就像攻守的双方，经理人如何在短暂的时间了守住“阵地”，易守为攻，打好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是企业招聘成功与否的关键。

通常的面试是经理人和应聘者共同面对一份应聘人员的求职材料，双方就求职材料所描述的问题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展开问答，有的是泛泛而谈。有时经理人会忘记是在面试，离题万里地与应聘人员大谈家常，神聊神侃其他与面试无关的问题。等面试结束时，才发现自己想了解的、该了解的信息竟然没有了解完全，仅凭手头的信息又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再组织一次面试既费时也不专业，因此，给双方都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手段控制面试的场面，使之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STAR原则

STAR是SITUATION（背景）、TASK（任务）、ACTION（行动）和RESULT（结果）四个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组合。

通常，应聘者求职材料上写的都是一些结果，描述自己做过什么，成绩怎样，比较简单和泛泛。而我们面试官则需要了解应聘者如何做出这样的业绩，做出这样的业绩都使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通过这些过程，我们可以全面了解该应聘者的知识、经验、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他的工作风格、性格特点等与工作有关的方面。

STAR原则能帮我们解决上述问题。

例如：企业需要招聘一个业务代表，而应聘者的资料上写着自己在某一年做过销售冠军，某一年销售业绩过百万等。

我们是不是就简单地凭借这些资料认为该应聘者就是一名优秀的业务人员，就一定能适合自己企业的情况？当然不是。

我们首先要了解该应聘者取得上述业绩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SITUATION）之下，包括他所销售的产品的行业特点，市场需求情况，销售渠道，利润率等问题，通过不断地发问，可以全面了解该应聘者取得优秀业绩的前提，从而获知所取得的业绩有多少是与应聘者个人有关，多少是和市场的状况、行业的特点有关。

进而，我们要了解该应聘者为了完成业务工作，都有哪些工作任务（TASK），每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些可以了解他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以确定他所从事的工作与获得的经验是否适合现在所空缺的职位，更好使工作与人配合起来。

了解工作任务之后，继续了解该应聘者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行动（ACTION），即了解他是如何完成工作的，都采取了哪些行动，所采取的行动是如何帮助他完成工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的信息。

最后，我们才来关注结果（RESULT），每项任务在采取了行动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好还是不好，好是因为什么，不好又是因为什么。

这样，通过STAR式发问的四个步骤，一步步将应聘者的陈述引向深入，一步步挖掘出应聘者潜在的信息，为企业更好的决策提供正确和全面的参考，既是对企业负责（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也是对应聘者负责（帮助他尽可能地展现自我，推销自我），获得一个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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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2, 2008 – 11:50 am

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整个中国都在为受难的同胞揪心，于此同时却让整个中国埋藏已久的爱喷薄而出，把中华文明最核心的道德表现得淋漓尽致。地震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可是让我们看到一股巨大的能量正在汇集。不论穷富身份，中国人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捐献，这不只是捐款数额多少的问题，重要的是让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了爱、温暖和希望。正如黑暗中摸索的人看到了一线光明，尤其对进入2008年后经历频繁天灾人祸的国人这是一个巨大安慰。这一切不是宣传机器构建出的虚拟“和谐”，而是一次人性善良的集体回归。

中国是一个很难捉摸的民族，这里的人民向来以含蓄著称，几千年皇权形成的封闭思维最终导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人是一切现象的原始动力，中国人的性格其实是和大背景相匹配的。每当我们对国人的麻木仰天长叹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在木然的表情深处沉睡着五千年积淀的仁爱力量。当年鲁迅也曾试图用呐喊唤醒大众，但是真正能让他们苏醒的却是彻骨的剧痛，而这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灾难。

通过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看到，中国人并不比那些在上帝的感召下唱圣歌的民族缺少博爱，只是被刻意隐藏，平时什么都看不出来。没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又屡次大破大立，以一种及不稳定的状态折腾着。不过悠久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白，不同之处是在表现方式上一个外向常态，一个内敛集中。差异是政治造成的，国人羞于把爱表现出来，喊口号的时候却比谁都肉麻纳。因为爱是心中坚守的根本，而喊口号只是为满足“上面”虚荣心而做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几千年，含蓄内敛的个性当然就成了“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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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2, 2008 – 11:49 am

王元化先生驾鹤西去，我似乎没有资格写悼念文章。但王先生的学问人格，又常常让我辈后学心向往之，于是有了写一点什么的冲动。

亲眼见到王先生是在整整20年前。1988年5月6日至10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安徽芜湖举行。我当时只是在读的一名研究生，却跟随导师参加了这次号称有189人之多的盛会。会议上各路大家云集，一些平时只是听说过名字的人物登上了讲坛：王若水、高尔泰、徐中玉、公刘、曾卓、何满子……自然也见到了时任学会会长的王元化先生。他在最后一天作了一个长长的总结发言，高屋建瓴，慷慨陈词。他说：把人道主义提到主体性的高度加以认识是一个进步，但现在更紧要的是提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强调同一性，所以知识分子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到了当代便会出现所谓的皮、毛之论。而如何摆脱这种依附关系，应该成为当代知识分子亟须考虑的问题。从这一价值立场出发，他反对“遵命文学”；为了说明人性与情感的异化，他引用了罗斯金的名言：“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却不能歌唱失去的金钱。”我当时正沉浸在异化问题的思考中，这句名言一下子就进入了我的记忆库。

这个发言让我感到震动，由此想到上世纪90年代他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便不再觉得吃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年代，李泽厚敏感地意识到知识界精神氛围的变迁，而王元化则为学者指出了一条熔炼思想与学问的路径。今天看来，这个方案既富有建设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联系他在1988年的那个发言，我就觉得他是在以一种更理性的方式陈述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这种思考，也让我们这些后学晚辈看到了方向。

另一件事情是我听来的，至今不敢忘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所在的这所大学诞生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与李泽厚对话，也发出了“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惊人之语。然而，他的出位之思却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体现。在那个多事之秋，他也做完了他的博士论文，但由谁来主持答辩，却让导师颇费踌躇。终于，导师想到了王元化先生。由于王先生特殊身份（既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又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请他来做答辩主席就既可让极左派无话可说，也可以增加答辩的力度。于是，答辩委员会组成了一个豪华阵容，来自华东师大、四川师大、北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北师大的9位专家汇聚答辩现场，答辩会甚至成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慕名而来旁听的人多达几百人，答辩会场不得不临时改到一个大会议室里。我读过王先生为此论文写的学术评议书，那里面既有充分肯定之辞，亦有中肯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而之所以肯定，除了写在纸上的文字之外，我倒觉得论文的选题与诗意论述传达出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亦是其重要原因。在那个年代，审美与人的自由让许多人痴迷，显然它也应该是王先生问题框架中的一个维度。

由此我便对王先生的身份产生了兴趣。在当下中国，宣传部长一职常常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许多时候，他们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常常异化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然而王先生却非常另类，他阅读黑格尔，研究《文心雕龙》，思考莎士比亚，脑子里装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我们看不到宣传部长的影子，见到的却是一个学者的风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先生如此孤傲高标、玉树临风，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是有人献给戴震纪念馆的题词，也是王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守护者、阐释者和发扬光大者，王先生已播下了新启蒙主义的火种，接下来便是如何薪火相传的问题了。在王先生仙逝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后死者”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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