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这八十年里中国从历史进程，到社会发展，包括知识分子的自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新认识五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从你的谈话中我感到，你主张用一种更冷静、更多层面的方式来反思五四。可以这样理解吗?
答：对五四的思考是我的反思的一部分。近两年，我曾经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八所大学做过每次近三小时的演讲，题目都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收在《清园近思录》里的那篇《对五四的思考》，只是一个提纲。现在我可以作些补充。
问：强调“再”字，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有些新的想法？重新认识五四除了从文化思想角度认识外，政治上也需要重新评价，比如“反封建”的概念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事实？
答：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反封建这一提法，有人不赞成。中国封建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陆的研究者曾有几种说法。不管这些说法如何，有一点应该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再是封建制了。比较准确的说法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这跟西方说的“封建制度”完全两样。反封建在大陆成为一种普遍的说法，大约可以上推到一九三五年中国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大论战的时候，那时上海生活书店就这两个大论战出版过两本书。据我所知，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性质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那时，如果有人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那就会被怀疑为托派。
问：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五四的再认识，不能从已有的既定观念谈，而要重新去认识。
答：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果不重新估价那些已被接受的既定观念，那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由来。今天不是简单地完全按着五四的道路走。五四未完成的任务应当继承，但是五四思想需要深化，而不是重复，这就是我对五四主张再认识的原因。
问：从思想意义来说，你还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答：这是中国的历史现实给我们提出的任务。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起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
问：接受外来思想影响，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被认为是五四最为突出的思潮和文化特征之一，你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碰撞和交融过程，特别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交融现象比较，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呢？
答：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这可以举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最初传播佛法是依附道术，采取以外书比附内典的办法，用和佛经比较接近的老庄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专门名词，这就是所谓的“格义”。到了道安时期，认为“格义”于理多违，遂废止“格义”不用，而采取直译和音译，使佛经得以更准确地保持它的原来面目。这种求信求真的办法至玄奘时期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译出的佛典如法相唯识都是佛书中的精华，可是并未传播开来。广为流传的却是经过中国化了的佛典。直到宋代佛学才被中国文化所吸收、一种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所融化，往往是要经过漫长曲折过程的。这里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千年，而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我不认为五四时期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吸收西学的方式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我认为那时以西学为坐标（不是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文化，是和国外那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有着密切关系（五四时期陈独秀即称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二战后西方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而提出多元化的主张。其实就在当时西方有些人已经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了尊重态度，比如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罗素、杜威就是如此。有人提出继承五四，这自然是对的。可是他们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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